祥林嫂是被谁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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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详细说说祥林嫂的故事祥林嫂是被谁害死的,看看小说里的祥林嫂是被谁害死的。
祥林嫂是被谁害死的

祥林嫂是被谁害死的

祥林嫂的悲剧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还是明清两代无数被逼改嫁又被道德谴责的再嫁寡妇的缩影。历史对她们的残酷之处在于既要求她们守寡又不能提供让她们自由守寡的环境,既逼迫她们改嫁又不能让她们改嫁后重新生活,使得她们在夹缝之中遭受双重打击。

祥林嫂是鲁迅同名文章《祥林嫂》中的主人公,年轻时死了丈夫背着婆婆逃到鲁镇鲁四爷家里做帮工,一年后被婆婆抓回去,卖进了山坳里——寡妇再嫁,在当时并不是很光彩的事情,这成为祥林嫂后来不受待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寡妇再嫁很可怜了,所幸新嫁的男人比较能干,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但是生活总喜欢在你高兴的时候又给你一记重击,于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又死了,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回留下了一个儿子;孤儿寡母过日子很艰辛,虽艰辛咬咬牙也能坚持过去,然后阿毛就被狼叼走了——这下祥林嫂彻底失去了生活的依靠,不得不再回来鲁镇帮工。

回来鲁镇之后,鲁四爷家里还是很愿意用她的,毕竟祥林嫂曾经十分能干,“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兜兜转转,祥林嫂似乎回到了多年前的原点,寡妇+帮工。

但是这一次起点虽然一样,境遇却大不一样了:第一次祥林嫂在鲁四爷家里帮工的时候,大家看到的祥林嫂样貌是这样的“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生活状态是“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第二次祥林嫂在鲁四爷家里帮工的时候,大家看到的祥林嫂外貌上“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祆,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生活状态是“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

祥林嫂历经丧夫、被迫改嫁、生子、丧夫、丧子等一系列人生悲剧,她的这种转变似乎是人之常情——应该没有人可以在经历了如此多的人生磨难之后依然元气满满,面颊红润。这种状态本身就已经够糟了,祥林嫂却不得不遭受外部环境进一步的打压。

因为祥林嫂改嫁过,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莱,只好自已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于是祥林嫂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在过去,祭祀是她最忙的时候。又或许我们可以说对祥林嫂而言,能否参加祭祀的工作并不重要,只是不能参与的象征意义更重要----这一切都在提醒着祥林嫂她是一个败坏风俗的坏女人,她是一个不被社会接受的女人,甚至可能死后也不能安宁。她试了各种办法想要“赎罪”,却始终得不得救赎,不能被承认为一个正常的女人,于是日渐消瘦,并最终死在了年节。

《祥林嫂》一文因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广为人知,祥林嫂这一角色也常常被解读为封建礼教对妇女残害的典型案例。人们在读《祥林嫂》的时候,不仅是在感叹一个鲜活的生命是如何被封建礼教一步步残害并最终走向死亡,而且在感叹残害祥林嫂的这一套价值规范,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沿着这条路径,人们理所当然地把祥林嫂的死归因于对妇女贞洁的过分强调,归因于宋明理学的兴盛—这些被我不十分准确地概括为道德主义。

这种解释十分有吸引力,甚至可能符合鲁迅本人写作的动机,但是这种道德主义—对妇女贞洁的强调可能只是造成祥林嫂死亡的一部分原因。深究而言,祥林嫂的死是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冲突的一种悲剧体现。祥林嫂不仅死于道德主义,还死于实用主义。这样说是由祥林嫂的生活状态决定的,她不仅仅生活在深受宋明理学影响的鲁镇,尤其是鲁四爷家,还生活在一个实用主义主导的农村,生活在一个不卖了她、小叔子就没有钱娶媳妇的贫困家庭。

设想祥林嫂出身一户有钱人家,父母愿意赞助她的寡妇生活;或者祥林嫂嫁给了一户不那么差钱的人家,公婆愿意赞助她的寡妇生活,把她培养成一代贞洁烈女,接受四邻陈赞朝廷表彰,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祥林嫂都不会改嫁。因为在明清二代,因朝廷和官府不遗余力的教化、族表奖励,官绅士大夫的宣传鼓吹,社会舆论的影响压力,宗族和礼法规范的约束限制,以贞节观念为主轴的妇道已成汉族社会一般妇女的行为准则;“失节”、“非礼”行为受到一般民众的鄙视,守节终身、不再婚改嫁,乃至于以身殉夫,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改嫁的女人不仅其本人还有她的家人会遭受社会非议,而守寡的女人不仅能受到社会和朝廷的表彰,还有可能为家族争取到减免税收的优惠条件。(祥林嫂的背景是清末,政府对守寡的扶持力度可能有所减弱,但社会风气貌似改变不大)

但是祥林嫂改嫁了,这种改嫁是自愿的吗?当然不是,是被婆婆逼着改嫁的。这种行为在四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她惊叹道“阿呀,这样的婆婆!”然而这种行为在出身中下层的卫老婆子看来“我们山里人,小户人家,这算得什么?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花了五十,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吓,你看,这多么好打算?”

卖掉祥林嫂,逼着她改嫁不仅仅是一种必须,更是一种好的打算。这段对话中,充分体现了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前者衣食无虞,深受贞洁观念影响,后者生活所迫,不得不精打细算,一切从实际功利出发。

这两套价值观的冲突正是祥林嫂悲剧的根源,假使祥林嫂只生活在推崇实用主义的贫困地区她不会被指责为一个“败坏风俗”的女人;又假使祥林嫂只生活在推崇妇女节烈且能供养寡妇的富裕地区,她不会被逼改嫁,因而也不会成为一个“败坏风俗”的女人。

而悲剧在于祥林嫂生活的时代是两套价值观并存的时代,祥林嫂生活的处境是两套价值观彼此矛盾的环境。因而祥林嫂不得不接受实用主义的安排被逼改嫁,又不得不接受道德主义的评判——败坏风俗的女人。

祥林嫂的悲剧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还是明清两代无数被逼改嫁又被道德谴责的再嫁寡妇的缩影。历史对她们的残酷之处在于既要求她们守寡又不能提供让她们自由守寡的环境,既逼迫她们改嫁又不能让她们改嫁后重新生活,使得她们在夹缝之中遭受双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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